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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6这种观点是需要商榷的，《共同纲领》有赖于《政协组织法》的先行通过只是当时会议组织者的想法，《政协组织法》第7条第2项的规定已经体现了这种想法。

[25]参见陈敏：《行政法总论》，新学林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742-745页。相对人相对容易证明自身有无履行注意义务。

对应受行政处罚行为而言，亦应进行实质违法性判断，同样需要权衡行为对应的法益与所损害法益之间的轻重有无。值得注意的是，现行行政处罚规范中不乏包含危害结果的条款。熊樟林：《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模型论》，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第63-68页。此时若参照要件论，一旦符合案涉特别处罚规范规定的构成事实且有过错，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即构成。首先必须承认的是，相较于犯罪，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存在特殊性。

以阶层论犯罪构成体系为例，首先，构成要件该当性源于对罪刑法定主义的贯彻。多数行政法学者持行为犯观点，认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之构成不以结果为必要。2021年10月7日，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呼吁对警方使用AI进行预测性警务活动实施严格限制措施。

对此，英国资深行政法专家哈洛和罗林斯以赞赏的语气表达了乐观的看法，她们写道：最近，英国央行和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都进行了实验，利用新的数字技术以计算机代码取代本来的法律语言编写规则。依据是《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1款有关人人享有个性发展权的规定，即‘个人原则上自行决定公开个人生活情况的时间和范围的权利。为了达到上述必要因素的要求，除了消除制度性和意识性障碍以外，财政支持和管理能力是至关重要的，这又将极大地约束数字政府的建设进程。其中最新的代表性著述有二：一个是2021年意大利学者编辑出版的《一个欧盟成员国的变迁中的行政法：意大利的案例》一书，其中以《技术行政的崛起和走向数字行政法的崎岖之路》为题的文章认为，伴随数字技术引入的规则正在影响行政决策及其程序，这是行政法的核心，也是该文进行深入讨论的对象。

阶段性制度体系则是指基于数字技术应用更新期形成的制度体系。因此，在数字化时代实行新型公法与私法的法律结构和发展数字行政法的必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表明，数字转型被认为是一个没有结束状态的过程，不像以前设计的电子政府项目，有开始和结束日期，可测量和定义的结束状态，以及固定的预算。人工智能自动化行政决策与行政裁量合法性的冲突，信息化无形财产与现行行政规制制度的矛盾，典型地体现着数字化对当代行政法核心结构的挑战和数字行政法的转型特征。监管机构不是用法律英语编写规则，而是用机器可读的英语编写规则或规定特定的软件应用程序。对以人工智能为中心的数字行政的高度可控性和可信性，也有可能通过技术发展实现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如研究者们提出的可解释的人工智能。

它们的概念支柱，植根于理性主义和启蒙主义，植根于国家领土，植根于公私分界，植根于界定好与坏、正义与非正义、合法与不法的基本概念，正受到进行中的信息和技术革命的深刻挑战。在我国行政法的特殊性和回应性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议题一直是有待充分开发的关键领域。意大利学者认为，行政组织整体化和以公民为中心的行政供给是政府数字化的标志。政府利用人工智能的重大实践性问题，是与个人数据信息权益保护之间的关系

在自动化决策的合法性问题上，卡罗尔?哈洛和理查德?罗林斯提出了平衡性问题：自动化决策修正了行政法上关于裁量权的传统。如果行政正义建立在行政裁量之上，那么就不应当放弃行政裁量。

对个人信息权益的宪法关联性的确定，为数字社会新型法律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依据。目前来看，以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应用为特征的数字化向公共行政各个领域扩展的趋势非常明显。

行政规制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是无形财产对有形财产的嵌入并形成对各类财产的主导力。数字行政法尚在演化形成之中，目前还难以形成清晰稳定的框架。为流动人口提供身份证明服务，进行生态环境监测、公共安全生产监测和自然灾害监测等，都可以是优先实行数字化转型的行政领域。由于微观经济规制具有经济管理的专业性，法律上对行政规制的实体性决策给予尊重，行政法对规制机构的法律约束重在行政程序方面，特别是根据正当程序为当事人提供程序权利上的保护。我国2020年10月2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就是一例。总之，自动化决策将成为数字行政法系统化建设的中心议题。

基于数字化的新产业革命和行政组织及其行政范式的变革为数字行政法的兴起提供基本背景。关于这一重要变化的认识，见于2021年8月1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提交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尽管在国家和公共行政的演化进程中，技术应用及其相关设施和设备的支持作用一直是醒目的，如造纸、印刷、交通、通信和计算等方面的技术及其应用，但是它们对于制度变革的作用没有像数字技术那样深刻和广泛。所以行政机关进行人工智能自动化决策，应当获得行政裁量相关利益关系人的同意，或者只能限于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辅助性决策。

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条关于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个人不得侵害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益和该法关于政府处理个人信息的规定说明，对个人数据信息权利与数据的公益功能进行划分仍然是必要的。

英国在2012年提出政府数字战略，随后又制定了2017年至2020年的数字政府转型战略，其着眼点是政府与公众和企业的关系。对以人工智能为中心的数字行政的高度可控性和可信性，也有可能通过技术发展实现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如研究者们提出的可解释的人工智能。人们对于这种大型变革的实际需求及其变革的条件和途径等制度形成问题，需要有一个达成共识的过程。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它对数字化行政的适应性是相当低下的，尤其是对不确定性和阶段性发展的适应能力不够。

对市场的行政规制是当代政府的基本职能，回应市场失灵是行政规制的基本依据。所以，在数字行政法形成中，考虑采用德国式行政法教义学时不宜过于狭窄和局限。

伴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数字平台企业和商务大数据的内在公共属性，使传统的民商法和反垄断法悖论迭出，传统私法内公共因素的激增已经突破了公法和私法交叉和融合的通常程度。在我国行政法的特殊性和回应性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议题一直是有待充分开发的关键领域。

我国关于个人信息权益与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关联性，直到《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的第三次审议稿才开始明确起来。按照行政法的传统要求，要在一致性和个人处理之间取得平衡，在计算机化系统中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数据主体可以选择退出完全自动化的决策过程，或者要求重新考虑已经做出的决定）。

政府利用人工智能的重大实践性问题，是与个人数据信息权益保护之间的关系。澳大利亚在2018年发布了面向2025年的转型战略，提出以人的需要为核心，倡导利用数据分析来改善公共政策。德国新行政法学的研究曾一再提起德国行政法教义学的不足。第一类是对数字化行政改革做出法律回应，为行政组织变革和新型公共服务供给方式进行法律确认并提供新的制度化安排。

德国和奥地利的研究分析了这种转型的外部驱动性特征：数字转型是一个受到外部驱动因素（例如公共行政部门利益相关方使用的新技术）严重影响的过程。规模化数字政府的发展目标，是根据行政统一制度和数字行政技术标准，通过推进政府数字化平台的互联互通，实现上下级政府之间的有效统一领导和同级政府机构之间的协同合作，建立基于数字技术的整体型政府。

政府对市场的规制是以克服市场失灵为宗旨的专业化行政活动。产生于工业化时代的行政法教义学框架，是否可以适应数字化行政问题的答案正在逐渐地清晰起来。

在政府应用人工智能的领域中，获得法律包容最多的无疑是安全领域，包括追究刑事犯罪的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领域。关键词：数字化行政法行政裁量行政规制 2021年8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提出了全面建设数字法治政府的国家法治建设新命题，在2021年至2025年的阶段性重点任务中，明确要求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